人物評價

    劉子翚（一一○一～一一四七）字彥沖，自號病翁，崇安人，有“屏山全集”。他也是位道學家或理學家，宋代最大的道學家朱熹就是他的門生。批評家認為道學是“作詩第一對病”，在講宋詩──還有明詩──的時候，也許應該提一下這個問題。哲學家對詩歌的排斥和敵視在歷史上原是常事，西洋美學史一開頭就接觸到柏拉圖所謂“詩歌和哲學之間的舊仇宿怨”，但是宋代道學家對詩歌的態(tài)度特別微妙。
　
    程頤說：“作文害道”，文章是“悱優(yōu)”；又說：“學詩用功甚妨事”，像杜甫的寫景名句都是“閑言語，道他做甚！”輕輕兩句話變了成文的法律，嚇得人家作不成詩文。不但道學家像朱熹要說：“頃以多言害道，絕不作詩”，甚至七十八天里做一百首詩的陸游也一再警告自己說：“文詞終與道相妨”，“文詞害道第一事，子能去之其庶幾！”當然也有反駁的人。不過這種清規(guī)戒律根本上行不通。詩依然一首又一首的作個無休無歇，妙的是歪詩惡詩反而因此增添，就出于反對作詩的道學家的手筆。因為道學家還是手癢癢的要作幾首詩的，前門攆走的詩歌會從后窗里爬進來，只添了些狼狽的形狀。就像程頤罷，他剛說完作詩“害事”，馬上引一首自己作的“謝王子真”七絕；又像朱熹罷，他剛說“絕不作詩”，忙忙“蓋不得已而言”的來了一首“讀‘大學’‘誠意’章有感”五古。也許這不算言行不符，因為道學家作的有時簡直不是詩。形式上用功夫既然要“害道”，那末就可以粗制濫造，所謂：“自知無紀律，安得謂之詩？或者：“平生意思春風里，信手題詩不用工。內(nèi)容抒情寫景既然是“閑言語”，那末就得借講道學的藉口來吟詩或者借吟詩的機會來講道學，游玩的詩要根據(jù)“周禮”來肯定山水，賞月的詩要發(fā)揮“易經(jīng)”來否定月亮，看海棠的詩要分析主觀嗜好和客觀事物。結果就像劉克莊所說：“近世貴理學而賤詩，間有篇讠永，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。道學家要把宇宙和人生的一切現(xiàn)象安排總括起來，而在他的理論系統(tǒng)里沒有文學的地位，那仿佛造屋千間，缺了一間；他排斥了文學而又去寫文學作品，那仿佛家里有屋子千間而上鄰家去睡午覺；寫了文學作品而藉口說反正寫得不好，所以并沒有“害道”，那仿佛說自己只在鄰居的屋檐下打個地鋪，并沒有升堂入室，所以還算得睡在家里。這樣，他自以為把矛盾統(tǒng)一了。
　
    北宋中葉以后，道學家的聲勢愈來愈浩大；南宋前期雖然政府幾次三番下令禁止，并不能阻擋道學的流行和減削它的聲望。不管道學家是無能力而寫不好詩或者是有原則的不寫好詩，他們那種迂腐粗糙的詩開了一個特殊風氣，影響到許多詩人。有名的像黃庭堅、賀鑄、陸游、辛棄疾還有劉克莊本人都寫了些“講義語錄之押韻者”，小家像吳錫疇、吳龍翰、陳杰、陳起、宋自適、毛珝、羅與之等等也是這樣。就像描摹道學家丑態(tài)的周密也免不了寫這一類的詩，甚于取個“草窗”的筆名，還是根據(jù)周敦頤和程顥等道學家不拔掉窗前野草的故事。又像朱淑真這樣一位工愁善怨的女詩人，也有時候會在詩里做出岸然道貌，放射出濃郁的“頭巾氣”；有人講她是朱熹的侄女兒，那句查無實據(jù)的歷史傳說倒也不失為含有真理的文學批評。
　
    假如一位道學家的詩集里，“講義語錄”的比例還不大，肯容許些“閑言語”，他就算得道學家中間的大詩人，例如朱熹。劉子翚卻是詩人里的一位道學家，并非只在道學家里充個詩人。他沾染“講義語錄”的習氣最少，就是講心理學 * 學的時候，也能夠用鮮明的比喻，使抽象的東西有了形象。極口鄙棄道學家作詩的人也不得不說：“皋比若道多陳腐，請誦屏山集里詩”。他跟曾幾、呂本中、韓駒等人唱和，而并不學江西派，風格很明朗豪爽，尤其是那些憤慨國事的作品。
　
--錢鐘書<宋詩選注>